走向浪漫主义时代

多年来，张国擎一直在默默地经营着他的“吴域文化小说”，他的《葱花》曾经获得过1994年度马来西亚国“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他的《古镇逸事》、《煮火》、《古柳一景》、《贱民的圣歌》等“古柳镇系列小说”以一处江南小镇为背景，努力开垦时代烟云与历史尘埃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脉，在熟悉、喜爱他的读者、评论圈内赢得过不少称道。然面，张国擎并不就此满足。他在一只眼睛盯视着脚下那条民族文化“古河”的同时，另一只眼睛则始终关注着当代现实层面上的种种波光云彩，写下长篇小说《惊鸿照影》、《摇摇摆摆的舞姿》、《寻找支点》，中篇《不信东风唤不回》、《窝之迁》以及近作《斜阳与辉煌》（载《当代》97．5）。与宣称“作家退出小说”，“零度写作”，实则是回避或无力把握当下、遁入某种远古历史幽境或纯粹文本游戏的写作不同，张国擎这一组小说从一开始即显示出积极介入现实、探测未来的姿态，显示出一种刚劲而康健的气息，从而更多地与刘醒龙、谈歌、何申、肖克凡等“分享艰难”的“新支点”小说家相近。但也仅是相近而已。如果说张国擎的《不信东风唤不回》、《窝之迁》所裸露的美学风貌与操作痕迹与刘醒龙等人的文本还未显出太鲜明的分野的话，其近作《斜阳与辉煌》呈示的则完全是另一种风采或精神。

小说的主人公李辉是一个从新民主主义斗争征程中走过来的老党员、老干部，不仅对其毕生所奉献的事业无限忠诚，而且精研过《资本论》，有着较高的理论水平，尽管已离休多年，但他对当前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依然充满关切与思考，并最终于他曾经领导过的国企大厂濒临倒闭前夕挺身而出重定乾坤。文本的许多情节运作与人物设计，不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方式。譬如，一个已离休近十年的地方老干部是否具有那样大的权威，令其所在市的市委、政府、政协、人大等四套班子的领导在他面前唯唯诺诺，俯首听命？一个由他就地免职并且堵塞了升迁机会的年轻厂长是否真如作品中所写的，竟然丝毫不计前嫌，心甘情愿地在他“待罪”留用的岗位上热情、积极地奔忙？还有，李辉所依赖、推行的那一套主张、措施是否真的就是矛盾重重的现有体制转轨进程中的一帖济世良方？等等。质言之，文本情节上的这种主观色彩与人物的意念化，与刘醒龙等人的写法有明显差异。作为一个始终坚持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作家，张国擎的这种有意无意地挣脱现实的羁绊，强烈地渲泄着一股浪漫主义的激情与冲动，我以为，正是浪漫主义手法的一个不可低视的优境。

发源于19世纪初叶欧洲的浪漫主义，对于我国文学界来说并不陌生，甚至早在我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有许多杰出的作家诸如屈原、李白、吴承恩、蒲松龄等就已经表露过这种特征，然而，作为一种文学思想，其往往出现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刻。譬如，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就诞生在绵延二百年之久的古典主义处于弥留阶段，且其封建体系处于分崩离折、最后瓦解的时刻；与其同期兴起的法国浪漫主义则更直接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诞生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垂死的封建统治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时刻；我国本世纪初叶郭沫若浪漫主义杰作《女神》的横空出世亦可作如是解，即其产生于庞大的中华帝国封建政体基本终结、即将步入现代社会的转折关头，因而，尽管当时能与郭沫若比肩的浪漫主义作家群体并未形成，但其所倾泻的那一股汹涌的狂飙突进精神，则无疑是整个“五四”时期社会群体的普通情绪。因此，可以认为，从理论上说，浪漫主义思潮的勃起，大多与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或社会结构即将发生某种重大变动或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